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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方摩崖见证了苏轼祷晴失败和被逮进京的往事

周刊焦点 2024-01-25 浏览(4884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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弁山黄龙洞,似一竖井,旧名金井,题咏者众,洞旁尚有伛偻石、蚁旋室、丈人峰和灵威峰等景观。谈钥《吴兴志》卷四:“黄龙洞,在乌程县卞山,石壁峭立,岩窦阴沈,莫穷其底,旁有龙王祠、祥应宫,郡有水旱祷焉,知州事苏轼有刻。”周密《癸辛杂识》:“黄龙洞,与卞山佑圣宫相邻,一穴幽深,真蜿蜒之所宅居,人于云气中每见头角,但岁旱,祷之辄应,真宗朝金字牌在焉,在唐谓之金井洞,亦福地名山之一也。”今黄龙洞外存有明代嗣汉天师张宇初题“黄龙洞天”四大字摩崖和嘉靖戊戌(1538年)春真州贺恩书“黄龙洞”三大字摩崖。

黄龙洞曾建有道观祥应宫,据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二十七:“祥应宫,在弁山黄龙洞下,吴越丙子年建,宋乾道三年修,后毁,明永乐元年,道士沈道宁重建,又毁,正统三年又建,明末废。”今祥应宫已无迹可寻,而南宋道士白玉蟾(号神霄散吏)所书“林屋别窦”四大字,以及永乐元年(1403年)沈道宁重建时留下的摩崖题记,在“黄龙洞天”四大字之旁,字迹不清,仅隐隐可辨,文曰:“龙虎全真沈道宁,重建祥应宫开石记,永乐元年。”沈道宁,号野云,乌程人。

黄龙洞在宋代是湖州的一大风景名胜,北宋湖州知州孙觉《游龙洞》诗云:

洞旁巨石外壁,至今还有不少宋人留下的摩崖题刻,如南宋诗人周弼绍定五年(1232年)留下的题名,文曰:“绍定壬辰二月廿八日,汶阳周弼、空相、守辉同游,侍行僧宗仰。”周弼,字伯弜,汶阳人,曾寓居湖州乌程,嘉定年间进士,做过江夏知县,博闻强识,好吟咏,编选《三体唐诗》,著有《端平诗隽》。还有南宋刑部尚书程公许嘉熙二年(1238年)留下的长篇游记,文曰:

这篇游记将当时弁山一带的景观几乎一语说尽,对于研究弁山的历史文化底蕴,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程公许,字季与,号沧洲,眉山人,嘉定四年(1211年)进士,仕至刑部尚书,著有《沧洲尘缶编》,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有其传。程公许曾屏居湖州,此番游览所作二诗,载于《沧洲尘缶编》卷十。

黄龙洞作为真龙潜居之所,来此祈祷过的郡守不计其数。在丈人峰石壁上,今存有南宋湖州知州王炎嘉定元年(1208年)的祷雨题记,文曰:“嘉定元年夏,新安王炎,祷雨再至。”王炎,字晦叔,婺源人,乾道五年(1169年)进士,开禧三年(1207年)任湖州知州。《宋史》卷六十二“嘉定元年五月,浙江大蝗”,旱极而蝗,两者经常相伴出现,又《宋史》卷六十六“嘉定元年夏旱,闰月辛卯祷于郊丘宗社”。

黄龙洞现存最值得一提的摩崖与祷晴相关,清代姜虬绿所纂的《金井志》卷二有著录,文曰:“杨景略、祖无颇、彭敏行、陈师锡,以久雨致祷卞山白龙洞,元丰己未仲秋丙午。”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四十八亦录该刻,释文同《金井志》。这方摩崖让我们知道,北宋时此洞的名字还叫白龙洞。由于这方摩崖位置非常隐蔽,不易寻获,今人见其真容者甚少。

2022年2月20日,笔者自驾到湖州弁山访石,在黄龙洞遍寻杨景略题刻未果,留下了遗憾。2023年8月24日,因郭欣兄委托笔者帮其审阅一篇关于杨景略的文章初稿,笔者心中再次燃起了寻找黄龙洞杨景略题刻的欲望,决意要尽快将其斩获。2023年8月26日,笔者再次前往弁山黄龙洞,专程为寻该刻而来。这次运气不错,钻入黄龙洞旁石罅后,终于在洞内夹缝中寻得,此地即《金井志》所谓的“蚁旋室”。该刻无字龛,字迹清晰,字体方正,楷书,字径约5厘米,左行,释文:“杨景略、祖无颇、彭敏行、陈师锡,以久雨致祷卞山白龙洞,元丰己未仲秋丙午。徐稷刊”其中“徐稷刊”三字,《金井志》漏载,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卷六录有元丰五年(1082年)湖州飞英寺碑刻《释迦如来成道记》,署“东海徐稷镌字”,乃同一刻工。“元丰己未仲秋丙午”即元丰二年(1079年)八月十一日。笔者当即将寻获该刻的快乐与郭欣兄分享,后郭兄将该刻内容补入其文《杨景略乐邑留迹说及》,此文总结了杨景略在浙江留下的七方摩崖(乐清丹霞山和雁荡山各一方、衢州仙岩洞一方、缙云仙水洞一方、杭州灵隐两方和湖州黄龙洞一方)。

陆心源《吴兴金石记》卷七亦收录该刻,释文同《金井志》,并有案语作了非常详细的考证:

“己未,元丰二年也。杨景略,字康功,洛阳人,四岁以祖偕荫守将作主簿,十四岁上书皇帝言天下事,富文忠弼奇爱之,治平二年登进士,知寿州安平县,徙开封府推官,出点两浙刑狱,六年以宰相荐,召为左司郎中,假左谏议大夫充高丽国王祭奠使,使还,称旨赐金紫,擢试中书舍人,奏立海神祠于板桥,授龙图阁待制、知扬州,元祐元年卒,年四十七,见《施注苏诗》《通鉴长编》《高丽图经》《苏魏公集》,盖题名时正为两浙提刑也。祖无颇,字夷甫,洛阳人,兄无择,《宋史》有传,无颇以荫为江陵府法曹,移广安军渠江县,知福州宁德县,举进士,回改大理寺丞、荆门军签判,治平四年转太子中舍,熙宁初转虞部员外、通判婺州,元丰二年七月东坡在告,无颇摄守湖州,明年为九江守,元丰八年知颖州,元祐元年提点福建刑狱,八年卒于杭州,见《龙学文集》附《提刑祖公行状》及《淳熙三山志》、孔文仲《谈苑》,东坡于七月就逮,题名在八月,正无颇为摄守时也。彭敏行,湖州通判,见《吴兴志》。陈师锡,字伯修,福建建阳人,熙宁中廷试第三,调昭庆军掌书记,郡守苏轼器之,倚以为政,轼得罪捕至台狱,亲朋多畏避不相见,师锡独出饯之,又安辑其家,昭庆军者,湖州军名,题名时,师锡正为昭庆军掌书记也。”

元丰二年(1079年),苏轼知湖州时,因久雨致涝,曾来黄龙洞祷晴,有诗《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》(《东坡全集》卷十一):

同年七月二十八日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在湖州被捕,不到半个月,八月十一日这一天,两浙路的官员杨景略(时提点两浙刑狱)带领一众湖州地方官再次来此洞祷晴。

再说说该刻中的三名湖州地方官,其中两位在“乌台诗案”中都有出现。

第一位是祖无颇,苏轼告假时由他权领州事,应是当时湖州二把手。当京城官员来湖州抓人时,苏轼心里害怕极了,吓得不敢出来面对,就和祖无颇商议如何是好,祖无颇说:“事至于此,无可奈何,须出见之。”苏轼又问该穿什么衣服出去,自认为已经获罪,不能穿官服出去,祖无颇又对他说:“未知罪名,当以朝服见之。”于是苏轼就采纳了他的意见,避免了失态。祖无颇作为第一目击者,见证了苏轼被捕的整个过程,因为罪不关己,表现得相对冷静和理性。

第二位是陈师锡,时任昭庆军掌书记(昭庆军驻湖州),任上苏轼对他颇为器重。苏轼被逮时,世态炎凉,一夕之间,从众星捧月到万人唾弃,同事朋友多避之不及,难得的是陈师锡这时挺身而出,为苏轼饯行,并安顿好苏轼家人,其知恩图报、有情有义的形象从此彪炳史册,《宋史》卷三百四十六有其传,传中将此番义举纳入,成为其人生亮点。

彭敏行,在此案中未见出镜,此人史料甚少,只知其为成都人,是参知政事孙抃的女婿。非要和苏轼牵扯上的话,《东坡志林》卷三有一篇志异《孙抃见异人》(孙抃和苏轼同为眉山人),或许彭敏行在任湖州通判时,曾听苏轼侃过他老丈人的这件异事。

在祷晴一个多月后,祖无颇、彭敏行和陈师锡三人,又在湖州墨妙亭留下了一方题名,原刻未知是否还在,尚有拓片存世,文曰:“西洛祖无颇、成都彭敏行、建安陈师锡,元丰二年九月二十四日,会于墨妙亭。”

北宋“杨景略等祷晴题记”为黄龙洞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,其中虽未出现苏轼姓名,但却与其关系极为密切,笔者认为该刻乃是湖州地区现存文史价值最高的宋代摩崖,洵为上品

自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三代,黄龙洞依然是官员墨客喜欢踏足的地方,留下的摩崖甚多,现存可辨的有明代正德年间湖州知府刘天和题名、明代南京刑部尚书顾应祥题诗、清代康熙年间湖州知府吴绮所书“灵威峰”三大字、清代乾隆年间兄弟进士潘汝诚和潘汝龙题名等,这些在《金井志》中都有记载,此文略下不表。时至今日,因地处偏僻,黄龙洞已略显荒寂,普通游客要找到此洞也没那么容易,着实可惜。黄龙洞是湖州重要的自然和文化双重景观,在文史挖掘方面是一座富矿,值得更多关注。